明隆庆年间的仙居

公元—年属大明穆宗朱载坖隆庆年间。仙居《路经歌》开首有云：“中华一国号大明，天子洪武坐南京。四十八万将下马，寒帮都是定国人……嘉靖登天四十年，隆庆元年定财粮。十三省里分浙江，浙江省里是杭州。”《路经歌》是一首成形于明末清初的民间送魂歌谣，歌谣中除影射了仙居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外，还着重点到了明代的三个皇帝，分别是开国皇帝洪武帝、修道的嘉靖皇帝、实行新政的隆庆皇帝。关于洪武帝，首句便提及，多少有些故国之思的意味。至于嘉靖帝和隆庆帝，前者的弊政与后者的新政，两相比较，可能让时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并一直延续到了鼎革之后的早期。

明正、嘉年间是历史上仙居读书人最好时期之一。南宋时期，仙居士人科举蝉联的景象再度呈现。正如《安洲诗录》中记载的一则故事：相传，张俭考中进士后，仙居县令设宴道贺。席间说道：你三人（另两人为吴廉、应大猷）一同赴试，竟然三人都考中，岂不是天下之奇事。张回答说：赴试不止三人，那就更奇怪了。现在有什么好奇怪的。故事中，张俭的应答不无洋洋自得之意。的确，明正德、嘉靖两朝是仙居科举的鼎盛时期，短短五十余年间，两榜进士竟达二十七人。为之，二百多年后的乡人王魏胜曾写到：“可想当年科第之盛。国朝二百年来，登甲第者止张炳题一人，乙科亦七八人耳”，并发出了“抚今思昔，能无慨然”的感叹。不过，读书人所遭遇的最好的时代，并不意味着登科入仕后的仕途就能够一帆风顺，恰恰在嘉靖朝的仙居籍官员遭遇就是如此。

历史上仙居籍官员大多有着台州人固有的硬气。他们身上的特点比较明显，如好讦土豪权贵、好忤旨直谏、军事素养普遍过硬、适合做监察工作、好管皇帝家事、耿直刚介等。这些特点于国于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优点；但与其个人仕途前程来说往往是缺点。比如在对待上司态度上，耿直刚介往往会得罪人。《光绪仙居县志》曾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吴忠恪（时来）释褐松江司理，以御倭有声。时，赵文华巡视江南，闻其名，已□荐剡。适公以事入谒，甫下拜，仰视文华端坐不为动，公起立不终拜而出。文华怒，疏已发矣，追回去公名，而后上。或谓公曰：少忍之，此时台省矣。”不单吴时来，林应麒入仕后，在一次谒见上司的过程中，与吴时来的表现几乎如初一辙，但与吴时来被除名相比更惨的是，林应麒因之遭到弹劾并罢官。而在后来的“大礼议”中，仙居籍官员耿直的脾性可以说更是发挥到了极致，结果一个个不是被廷杖，就是被贬谪。所以说，明正德、嘉靖两朝可以说是仙居读书人最好的一个时代，也是最坏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嘉靖帝对仙居籍官员的贬谪，或许只能用“弊政”一词来形容。

明嘉靖帝“弊政”的影响不单限于仙居籍官员。在仙居民间，明代开国至嘉靖年间时，原本的土地和税赋政策已是弊端百出。正如清初王汝聘《吁蠲虚额减冗役疏》所述：“正德以前，官无繁遣，犹堪供役。嘉靖以来，岛寇内讧，经县七次，停顿数月，烧县治，杀伤男女，逃散流离，尽皆煨烬之余；加以建造城堞，家如悬罄。”当时的仙居，土地兼并严重，无田土之人，却仍需要缴纳赋税；加之倭寇的侵扰，城池的修建，仙居百姓已经是穷困潦倒，不堪重负。而相应的情形则要迟至隆庆年间得到好转，这也就是《路经歌》里所说的“隆庆元年定财粮”事件。

明隆庆所谓的“定财粮”即土地丈量和税赋改革。先是隆庆元年，临海县令周思稷来仙清丈土地，将原来的七十里并作了六十里，减轻了百姓的杂费缴纳。后是隆庆三年开始的税赋改革。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明初，丁口田地山塘有夏麦、秋米、盐米、俸米、颜料等米，有田地、驿传、水夫、均平、均徭、民壮等银，征纳甚为琐碎。隆庆间，知县赵善政仿外省例，创为一法：总计通县丁田均派原规赋役，除优免外，分作十限，征银在官，随时发解，无贫富贵贱，较若划一，名曰一条鞭。”一条鞭法的实施，大大减轻了仙居百姓的税赋负担，民力因之始苏，并因之在仙居民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然，隆庆朝迎来转折的还有仙居籍官员。原本被嘉靖帝疏远而贬谪外放的大多得到了重用。如谪戌横州十六年的吴时来，在隆庆时期得到了赦还，并在万历朝得到了重用；还有顾宏潞，嘉靖庚戌进士，授兵科给事中，以申救张尚书谪编民。隆庆改元后，起为刑科都给事，后来以广东参政致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