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仙居之行

明宏治年间（-）,在侍御史王存忠、饶州通判张成德等仙居籍官员倡议下，仙居知县李经建在县东二里福应山建朱子祠，祭祀南宋大儒朱熹。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因谥号为“文”而世称朱文公，是宋朝儒学集大成者，是惟一一位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儒者。仙居为朱熹建祠，据《康熙仙居县志》记载，原因是“宋淳熙间，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巡行所属部域，考核政绩）至台，大有惠政于仙民。”而之所以选择福应山建朱子祠，是因为福应山为东岭主峰，是郡城方向进入仙居县城的必经之地，历来被阴阳家视为仙居的“龙首”，“得地之胜”。朱熹曾登福应山，览南峰山之胜，感叹“宾主尽东南之美！”与福应山朱子祠相对应，南峰山上建有古灵祠，祭祀被称为仙居“文教之祖”的北宋县令陈襄。在两座“尽东南之美”的“宾主”之山，为这两位为仙居文教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留下深远影响的大儒建祠，表达了仙居士人的最高敬意。

福应山对仙居读书人来说，还有一种特殊的寓意。当年陈襄在任期间，在福应山上建了一座“福应塔”，《嘉定赤城志》载：“居人建浮图其上，自是取青紫不乏焉。”“青紫”本来是古代公卿佩戴的绶带的颜色，后世借用来指代高官显爵。就是说，陈襄建塔目的是寄望一县士子在科场上捷报频传，代代高官显爵绵延不绝。元、明、清三朝，朱熹的理学思想成为官方哲学，他编写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在这种背景下，宣示朱子是仙居学人的祖师爷，仙居学人是朱子正宗的衣钵传人，对所有的读书人都有不可估量的激励作用。

/行部台州/

朱熹与台州渊源很深，曾两次担任崇道观（即天台山桐柏宫）祠禄官，一次以“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巡视台州。

祠禄官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用于优待年老大臣或因某种原因暂时无法安排职位官员的闲差，只领俸禄，不理政事，也不用在任职地上班。乾道九年（），44岁的朱熹第一次主管崇道观，不过在任时间不长；淳熙十年（）正月，54岁再次“差主管台州崇道观”。他两次主管崇道观的时间，先后加起来有六七年。

朱熹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时间为淳熙八年（）九月，这一职位的职责是管理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同时也有纠劾各种违法行为及考核、奏劾、荐举州县地方官员等职责，惯常被称为“常平使者”、“仓使”。这一年夏秋之间，浙东一带水灾不断，造成严重的饥荒，百姓生活艰难，史书多次出现台州“饥”“无麦”等记录。次年正月，朱熹“单车屏徒从”，前往绍兴府所属诸县、婺州、衢州等地巡视，七月巡视台州。朱熹一面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推行善政，一面上书朝廷，筹备赈灾的钱粮，经常忙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根据在台州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连续给皇帝写了几份奏状，一边赈灾，一边兴修水利，在他的推动下，朝廷对当时属于贫困阶层的第五等人丁绢减半征收；推行民间互助与官府帮助相结合的社仓制度，设立黄岩社仓，保障青黄不接之时，百姓能借粮度荒；谋划兴修黄岩水闸。朱熹在积极救灾的同时，还奏劾救灾不力及不法官员，刮起一阵镇豪惩贪的“朱旋风”。这段时间他还连上六道奏章，弹劾台州郡守唐仲友。因为丞相王淮袒护，结果唐仲友调任江西提刑，而朱熹于淳熙十年（）正月再次主管台州崇道观，事实上是赋闲在家。

从朱熹的履历看，他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期间，任务繁重，“行部”巡查的日程必定严肃而紧张，不太可能有时间和心思去探故访旧，讲学传道。倒是他在两度主管崇道观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没有公务负担，有充分的闲暇到处讲学，足迹遍及台州各地。据记载，朱熹曾到黄岩樊川书院、仙居桐江书院、临海巾峰精舍等地开馆授徒，阐讲理学，天台潘时举、仙居吴梅卿、临海林恪、黄岩赵师渊等一批名士，都出自朱门。《光绪仙居县志》还记载了一个叫张勇名不见经传的学人，说此人学问高深，登门求教的人多的连院子也挤不下，朱熹到访仙居，也前往拜访，与他“与论致知之学”，结果居然“熹尝自愧不如。”

自朱熹在台州讲学之后，台州各县理学之风大兴。南宋一代台州文风蔚然，被称为“小邹鲁”，与朱熹在台州大地到处讲学倡导理学有很大关系。《赤城新志》称赞朱熹“传道江南，而台特盛”，他对台州文教事业的发展，居功至伟。

仙居历代县志都说朱熹“两经仙居”，他本人还写过一首《度苍岭过雁门》诗，记录了他经过仙居苍岭赴祖籍地江西婺源的经历：“出岫孤云意自闲，不妨王事若连环。解鞍盘礴忘归去，碧涧修筠似故乡。”雁门即缙云县的雁门山。苍岭虽然山高路险，但在诗人眼里，一路远离尘嚣，云绕雾罩，碧涧修竹，美不胜收，他简直要把这里当故乡了。从这首诗里也可看出，朱熹这一段时光过得非常悠闲自在。

/忘年之交/

朱熹到吴芾告老还乡后定居的“小西湖”拜访的时间，据《光绪仙居县志》的说法，“朱子以淳熙八年()为浙东仓使，行部至台，访康肃于里第，赠诗云云。至十年六月卒，年八十矣。”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也有朱熹于淳熙九年()下有“巡历至仙居，访湖山居士吴芾”的记载。朱熹于淳熙八年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次年行部至台州，两处记载时间上是一致的。不过，据温岭吴茂云先生在《吴芾吴津父子与朱熹交往考述》（《台州学院学报》年10月）一文中分析，认为两人见面的时间当为淳熙元年()，这一年朱熹任台州崇道观祠禄官，吴芾则于上一年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告老还乡，修“小西湖”于官路后里吴，以酌酒赋诗为乐。他的依据有二，第一点上文已经提及，朱熹赈灾巡查工作严肃而紧张，未必有空枉道去仙居拜访退休官员。而一位主管宫观的闲官去专程拜访一位退休不久的官员，探讨一些官场的话题，做些诗词唱和是比较合理的。第二点，如果两人会面时间是淳熙九年()，离吴芾淳熙十年()去世只剩一年，而朱熹在《挽吴丞相芾公三首》中有“别去如三载，书来忽九京”之语，意思就是一别好像没几年，忽然接到报丧的书信。如果是去年刚刚见过而逢丧则不会如此写的。

吴芾（～），字明可，田市吴桥人，六次担任郡守，官至刑部侍郎、礼部侍郎，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告老后修“小西湖”于官路后里吴，号湖山居士。朱熹小吴芾26岁，辈分差了一辈，但此时已经名满天下，两人相见，惺惺相惜，朱熹事后在为吴芾作的“神道碑”中回忆此次会面的场景说：“以使事过公里门，公闻其来，野服蓝舆出见，邀于湖上，延坐与饮，论说平生，俯仰感慨，遂以身后之传为托。”在小西湖游船上把盏论道，成为忘年交，吴芾佩服朱熹的学问人品，甚至提出要拜其为师学习理学，还以“身后之传”相托。古语有云：“白首如新，倾盖如故”，两人匆匆一晤，就此结下终身情谊，至死难忘。此后吴芾作《和陶“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韵，寄朱元晦》诗相赠:“我爱朱夫子，处世无戚欣。渊明不可见，幸哉有斯人。李何不苟合，进用苦无因。夫子于此道，妙处固已臻。尚欲传后学，使闻所不闻。顾我景慕久，愿见亦良勤。第憾隔千里，无由往卜邻。安得缩地杖，一到建溪滨。”吴芾诗里称颂朱熹处世无忧无喜，将其与陶渊明相提并论，感叹距离朱熹居住的福建建溪太远，不能时时见面畅谈，从中也可见诗人对朱熹的倾慕之情。朱熹见此，作《伏蒙某官宠示和陶見寄旧作，伏读叹仰，又感知待期许之意盖非一日，率易次韵，少见谢肊，伏惟矜怜，有以教之》:“吴公抱经济，轩冕非所欣。向来青禁闼，本是山林人。浩歌归去来，神交邈何因。一朝脱冠去，妙境聊同臻。谓予虽后来，臭味亦有闻。赓词远见属，重以教语勤。荒凉想高风，令人思无邻。甘棠矧在兹，踯躅建溪滨。”两人惺惺相识之情溢于言表。吴芾去世后，朱熹作《挽吴给事三首》以哭之，录其中一首:“台省倾群望，江湖去一麾。语闻三谏切，政有百年思。不尽云龙会，还寻雾豹期。谁知七休咏，翻作八哀诗。”朱熹对吴芾以“身后之传”相托念念不忘，撰写了长达字的《龙图阁直学士吴公神道碑》，碑文对吴芾的为人作出极高的评价：“好善如己出，嫉恶如私仇。延接后进，多所成就。平生严毅若不可犯，然谦虚好问，而乐闻过，不间微贱。教子弟尤力，尝语之曰:‘若等从官，视官物当如己物，视公事当如私事。必不得己，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吾平生无他长，惟不敢以一毫自欺耳。’”

/朋辈之谊/

朱熹担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期间，一改不问世事、专注学问的夫子形象，工作细致踏实，作风果断干练，赈济灾民，兴修水利，惩治贪官，做了大量利国利民的好事。除了朱熹本人的政治才能和爱民情怀外，这里面也有三位仙居悉心相助的功劳。这三人就是陈庸和吴津、吴洪兄弟。

陈庸（～年），字时中，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及第，历官至抚州知府、提点江西刑狱。陈庸非常推崇白水先生刘勉之的“克己”思想，并将之融入自己创办的碧栖堂书院的校训，而刘勉之既是朱熹的老师又是他的岳父，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陈庸和朱熹可算是师出同门了，推想两人应该很早就相识相知了。陈庸年长朱熹10岁，也曾担任过“常平使”，负责管理赈荒救济、农田水利等事宜，所以当朱熹被任命为浙东仓使，即将离开都城临安赴任的时候，陈庸送行至浙江亭，一路上将自己历年治理州县和担任“常平使”的经验倾囊相告，还详细讨论了盐法的利弊。这一番长谈证明两人交情绝非泛泛，陈庸的经验也令朱熹深受启发，受益匪浅，以致于多年后陈庸去世，朱熹作《挽陈检正庸》诗二首挽之，其中有“忆昔都门道，光华辱宰卿。丁宁话盐夹，纤悉见民情”之句，讲的就是这件事。朱曾称其为“清和恺悌人也”，对这位老友感念至深：“只今空老泪，难得浊河清。”

吴津、吴洪均为吴芾之子。吴津（～），字仲登，乾道五年（）进士，历官至广德、兴化知军，朝奉大夫。吴洪，字仲宽，淳熙八年()进士，任明州定海县丞，调嘉兴府，江东提举。朱熹提举浙东时，吴津任绍兴通判，吴洪任浙东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成为朱熹的得力帮手。尤其是吴津，《光绪仙居县志》说，朱熹对吴津十分信任，赈灾之事都放手交给他去做，对他提出的意见建议都全盘采纳。吴津也勤勤恳恳，日夜奔波在阡陌之间，生怕工作不到位。这时嵊县申请到赈灾米一万石，由指使(低级武官名称)密克勤具体经办，朱熹到现场核查救灾粮发放情况，吴津亲自去“较量斛斗”，检定量具的标准，发现每斛少米一升五合，且粮中混有泥糠，当时大为震惊，立即起草公文《奏绍兴府指使密克勤偷盗官米状》上报朝廷，吴津立即换用嵊县标准的斛斗发放赈灾粮，同时严令追回被克扣的粮食，用于赈灾，并对涉案者拘管，再作惩罚。此事可见朱熹、吴津对待赈灾的认真态度，也可看出两人的气味相投，管鲍之好。当年朱熹在台州巡查还发现了轰动一时的台州知府唐仲友狎妓严蕊，并为之脱籍一案，因忙于赈灾，就将严蕊一案移交绍兴府审理。这时吴津正在添差通判绍兴府任上，其弟吴洪也任浙东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两人一起查核此案，成为朱熹劾唐仲友之得力助手。但此案因唐仲友妻舅宰相王淮的包庇，只将其调任，未予以深究。

/桐江讲学/

桐江书院系方斲于乾道年间（-）兴建，位于今台州皤滩乡山下村与板桥村之间，前有鼎山叠翠，后有溪水萦回，东有鉴湖烟柳，西可登临道渊山，确是环境清幽、钟灵毓秀之地。方斲为晚唐著名诗人方干后裔，方干是桐庐人，为纪念先祖，因此书院以“桐江”为名。在书院建成前，以方氏义塾形式存在多年，陈庸小时候就曾在此拜师求学，在学子中脱颖而出深受方斲器重。

方斲，字宗璞，号子木，又称韦溪先生，宋孝宗乾道九年（）中特科进士，官至嘉州（今四川乐山）学官文学。据《光绪仙居县志》收录的郑公鲤《韦溪先生祠堂记》记载，方斲“在绍兴（宋高宗年号，年-）间，蔚为诸儒领袖，学者尊之，号曰韦溪先生”，“惟先生志益固，守益坚，潜心六经，卓然屹立于众醉独醒中，遂为东南学者表正之师。”方斲创办书院后，又在附近购置数十亩义田，为四方贫困学子提供伙食生活补助。

桐江书院创办后，名闻遐迩，“四方之学士文人，负笈从游者尝踵相接。”吴芾、郭晞宗等仙居名士与方斲交游甚密，朱熹、王十朋等到访仙居，也欣然前去书院拜会，并为学子传经布道。在桐江书院，朱熹见其西南侧有道渊山、眠山、赤山鼎足而立，挥毫题写了“鼎山堂”三个大字。绍兴二十七年（）高中状元的王十朋也曾手书“东南道学世家”、“理学明宗”两块匾额。今天朱熹题写的“鼎山堂”匾额还保存着，王十朋的墨宝已不可见。

桐江书院的门徒众多，如淳熙二年（）特科进士方刚，张布、黄宜等，端平二年（）特科进士方一新，景定三年（）武科进士方初，咸淳元年（）武科进士方裕等。据说，朱熹还曾将儿子也送到桐江书院受业，清光绪年间《板桥方氏宗谱》还收录一首据传为朱熹的《送子入板桥桐江书院勉学诗》：当年韩愈送阿符，城南灯火秋凉初。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条拂水春生鱼。汝若问儒风，云窗雪案深工夫，汝若问农事，晓烟春雨劳耕锄。阿爹望汝耀门闾，勉之勉之勤读书。

/朱子门生/

郭磊卿（-）是仙居籍朱子门人中名气最大的一位。郭磊卿，字子奇，号兑斋，嘉定七年（）进士及第，初授迪功郎，迁右正言、右史，朝散大夫、宝章阁待制。郭磊卿郭磊卿对朱子理学的阐扬主要在忠正方面，以“弹劾权幸无所避”著称，任谏职时曾三度上书弹劾执政余天锡，言辞激烈，丝毫不顾及个人荣辱安危，与“丞相杜范、侍从徐元杰、刘汉弼等同心同德，以忠正为己任，世号端平六君子。”去世后理宗皇帝赐谥号“正肃”，并在仙居城内市桥建“正谏坊”以示褒奖。

《台州府志》载：“郭磊卿与赵师渊、杜烨兄弟同为朱子门下，诲以义理之学。”金贲亨《台学源流》曾记录：朱白云右作《文献书院记》称“（郭磊卿）先生与赵几道、二杜同师晦庵（朱熹）”，谢肃公鐸亦云“我台之学，考亭是宗。孰见而知，曰正肃公。”不过，从年龄上看，朱熹去世时郭磊卿不过4岁，因此郭磊卿其实应当属于朱子之门的后学，其朱子理学之受授应来自朱熹的亲传弟子，而非朱子亲授。

真正能够亲耳聆听朱熹教诲、得到理学真传的是吴梅卿。吴梅卿，字清淑，号谦斋，步路人，南宋浙东南理学名家。宝庆二年（）仕至忠州（今属四川）文学。吴梅卿曾经与朱熹学生李方子相交，因由他荐举成为朱熹弟子，旧志载其“获登朱子之门”、“父子皆有得于朱子之学”。为传播朱子理学，他不遗余力，“讲授甚盛”，著有经说语录。吴梅卿的学生中，以他的儿子吴谅和同乡陈柏、郑雄飞学问最好，深得朱子遗绪，他们四人被时人合称“四君子”。

陈柏，字茂卿，号南塘，在吴梅卿的学生里年龄较长，学问最高，《光绪仙居县志》说“盖自梅卿从考亭门人，传其遗绪，而微词奥旨，柏之所得为多”，他所作的诗文曾被金华王鲁斋、四明程端礼等名家用来当作教学的范文。吴谅，字直翁，号南轩，端平二年（）进士，任慈溪县尉，曾在城外南峰山蓝光轩讲学。郑雄飞，字景温，号慥堂，步路七里人，与吴谅同一年高中进士，累官秘书少监、户部左侍郎，以操守高洁著称，死后入仙居“六贤祠”。

陈柏、吴谅、郑雄飞等又各有众多弟子，弟子再传弟子，以至于无穷，朱子理学遍布仙居乡野，为仙居南宋及元明英才辈出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县城风水/

古人特别讲究风水之说，一辈子追求“格物致知”的朱熹研究更深。他登临福应山，发出感叹：“地气尽垂于此矣！”为了进一步改善仙居风水，他提出了很多建议，由地方官予以实现。

他认为县衙对着南面的狮子山“地利不好”，曾建议造桥改街为弓弩形，以弓弩克制凶猛的狮子。他还指导疏浚了城内的七口井，由开凿了青圭塘，以禳解禳火星之灾。从现代消防安全的角度考虑，这个布局是非常合理有效的。

宋天圣三年（年），时任仙居县令的陈戬在县治的东面修建了孔庙。二十余年后，陈襄开始主政仙居，并于两年后购买了娄、金、成三家土地，扩建了孔庙，修建了黉宫（学校），一改乡民们“昔未知学”的状态，开始“以知学为美”。而城东门因正位于孔庙之左侧，故当朱熹巡视仙居时，认为此处易使仙居的龙脉地气外泄，“令邑人甃石而高大之，作危楼于上”，并命名为“登龙”，“又立彩石二为龙首形，以障一邑风水”。这便是文明楼的最初风貌，初名“登龙”，这就是几经修缮今天仍存的文明楼，但是虽为城楼，当时只是作为孔庙的风水建筑。不过，据说自此后仙居的确是“科第倍炽”。后来，福应山上的朱子祠也迁到了文明楼上。

摄影/王子芳胡晓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