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襄于宋庆历八年（）至皇祐三年（）担任仙居县令，在不满四年的任期里，他最大的功绩是兴办县学，作《劝学文》和《劝俗文》，并亲自授课，劝导乡民读书写字，移风易俗。在其倡导下，仙居的民风为之一变，“弦诵相闻，人才蔚起”，因而被历代尊崇为仙居文教之祖，历代府县志书均对其推崇备至，《康熙仙居县志》称“宋古灵陈公襄教化称最”，此后历代县令均视其为学习的榜样。
陈襄（～），字述古，因曾居古灵村，故号古灵先生，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并称“海滨四先生”，是北宋理学家、仁宗、神宗时期名臣，福州侯官（在今福建省福州市）人。陈襄于庆历二年（）中进士，初任浦城县（在今福建省南平市）主簿，代理县令，精明干练，判决不少疑案，并建学舍三百楹，亲临讲课，求学者数百人，后调任台州仙居令。皇祐三年（年）陈襄升任秘书省著作郎，任河阳县令。熙宁元年()，陈襄任尚书刑部郎中，五次上疏论“青苗法”之害，请罢免王安石、吕惠卿，未被宋神宗采纳。后先后担任明州、陈州、杭州知府，历官至枢密院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提举进奏院，后又兼侍读，提举司天监，兼尚书都省事等。其人公正廉明，识人善荐，曾举荐重臣、名士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曾巩、程颢、张载、苏辙、郑侠等33人,均是一代硕学名臣。著有《古灵集》二十五卷传世。
陈襄到任之时，仙居虽已立县六百余年，但仍属于贫穷落后的莽荒之地。他初次踏进仙居，就发现了这个地方的极度贫困，在《初至乐安述怀》一诗中说：“下车蓬绕膝，拂几鸟窥棂。吏老鹑衣结，民贫菜色冥。”甚至县衙门里也是蓬草绕膝，鸟雀筑巢，而衙门吏员和地方头面人物的衣服都鹑衣百结，百姓更是人人面有菜色。在他另一首诗里，还提到一个叫余彬老吏，穷的没办法维持生活，只得一边在衙门当差，一边回家里种田，农忙时节常常要旷工十天半月的，陈县令也听之任之。衙役的生活尚且如此，百姓的日子更是艰难，忍饥挨饿，诗人说是“苍生馁在庭”。
造成贫穷饥荒的原因，首先在于自然灾害多发。陈襄到任的庆历八年（），按他《我爱仙居好》诗的自注，仙居刚遭受洪水灾害，“邑民大水之后，困于赋役”，他希望朝廷能减免百姓的赋役，但是，州里催逼县里，县里还得催逼百姓，终究无法可使。隔一年又逢大旱，陈襄在《马蓧潭报雨诗二十韵》里说：“皇佑岁庚寅，阴阳久郁堙。二时愆雨泽，百物悯膏屯。谷价方翔踊，民言备苦辛。原畴无播种，道路有饥贫。”皇佑庚寅即皇祐二年（），这一年久旱无雨，农作物种子都难以发芽，谷价飞涨，百姓面有饥色。作为一方父母官，能做的只有到处求雨，短短三年里，光在陈襄诗里记载的，他就先后多次跋山涉水到盂溪马蓧潭、广度三井潭虔诚祷告，元代诗人乃贤在《仙居县杜氏二真庙》诗里追忆陈襄求雨时的艰辛与虔诚：“陈侯自是古灵后，来作仙居民父母。衔香赤脚祷龙湫，秋日甘霖起枯朽。”
陈襄很快发现，造成民生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民风冥顽不化，好争喜讼，遇事不论是非曲直，总之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有权有势的人恃强凌弱，变着法子侵占弱势者的田产，一般百姓则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争强斗狠和旷日持久的告状打官司上，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动干戈，哪怕他们所争之利微不足道，也愿意为之倾家荡产而无悔。还有很多人暗地里抓别人的把柄，以攻击别人或者揭发告状为人生事业和乐趣所在。
陈襄到任后，大量的精力花在审理各种诉讼案件上，他在《我爱仙居好》组诗里说“簿书无日暇，讼狱积年生”。对于豪强侵占田产的行为，他秉承“安民去百奸”的理念，予以了公正的处理，查证清楚后，将被侵占的田产发还给原主。有些侵占案件因为年代久远，缺乏证据，好在当时制度是按田产缴纳赋税的，那些受欺负的农户田产实际被人侵夺了，但官方簿籍上这个田产还在他本户上，所以还得每年空缴赋税，陈襄就根据交税的记录把田产判还给原主，即使原主没有提出诉讼，也一律按照这个原则处置，因此而拿回田产的农户不可胜数。
而在处理其他大量打架斗殴、邻里争执的案件时，陈襄面对这些无知无识触犯刑律的百姓，一方面不得不以按照条例予以惩处，另一方面又心怀悲悯，为之痛心不已，以致于“日不得食，夜不得寝”。他的理想是百姓人人知书达理，谦逊礼让，官府政治清明，政令宽松，社会安定团结，监狱里最好没有在押的犯人，以致于长满杂草。但是，面对恶劣的社会风气，他不得不以严厉的手段惩治作奸犯科之徒。
他在《劝学文》中说：“予自到任以来，居常悯尔邑民不识为学，父子兄弟不相孝友，乡党邻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争财竞利为事，以至身冒刑宪、鞭笞流血而不知止，予甚哀焉！奈何奉行天子诏条，不可私恕！每刑一人，若伤发肤。”出于这种“每刑一人，若伤发肤”的仁者之心，陈襄开始花大力气兴办县学，作《劝学文》、《劝俗文》，鼓励民众遣子入学，以文化人，移风易俗。
仙居立县六百多年，从未有一所官办学校。创导儒学，首先要有学校，庆历八年（），陈襄购置了孔庙后娄、金、成三家的土地，建立了仙居历史上第一座县学，鼓励父老们遣子入学，并亲自担任学官，为童子们授课。每天公务之余，他都要去县学传道释惑，考试才学，学生也可以到县衙里来向他请教问难。他下乡巡察途中，看到有私塾学生在读书，他都要下车，静静的听他们读书，还耐心的予以指点。
皇佑二年（）大年初一，县里乡绅代表到县衙里拜年，陈襄让得意门生管师复当众宣读他亲自撰写的《劝学文》，强调读书的重要性：首先是改善社会风气，能使父母有养，兄姊有爱，宗族和睦，闾里康宁，风俗美厚。其次能改变家族命运，即使山野贫贱之家，子弟一旦考中功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庥荫子孙”。他说前年建立县学的时候就发出文书要求乡民们遣子入学，快两年过去了，为什么入学者寥寥？百里之邑，良民之子弟不少，谁说其间就没有日后成为公卿将相的聪明才智之士呢？他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之情：“予明年十二月官满即去，汝父老亟其听予言。”
当众宣读《劝学文》的管师复是龙泉人，他和弟弟管师常都是因为钦慕陈襄的人品学问，来仙居求学的。陈襄离开仙居后，就由师复担任县学主讲。后来宋仁宗皇帝曾召见管师复，想留他在朝做官，管师复婉言谢绝，回到龙泉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世称“白云先生”，著有《白云集》行世。管师常于熙宁三年（）召试舍人院赐进士及第，授校书郞，后调为江宁府上元知县，因对青苗法不满，与察访使抗争辩论，辞官回家。
吕逢时则是陈襄门下的第一位仙居本土学生。《康熙仙居县志》说：“邑人知学，自逢时始。”吕逢时后来入了当时最高的学府太学。在太学期间，吕与湖北安陆的郑獬交游甚密，郑獬于皇祐五年（）考中进士榜第一名。不过，吕逢时无意仕进，驸马都尉钱景臻曾受学于吕逢时，想推荐其为官，被他拒绝了。后来提点两浙刑狱的罗适还曾以举孝廉的方式推荐吕为官，也遭到了他的拒绝。吕逢时的一生以恬淡自适，学成归来后在仙居县城南十五里白岩山隐居终老。
陈襄是当时儒学的领军人物，他在仙居兴学后，不光台州郡的人来，就连缙云、建安诸郡都“举子相次而至，慕义讲学”。他的朋友“滨海四先生”之一郑穆在《赠仙居宰陈述古》诗中记述仙居县学的盛况：“我爱仙居宰，隆儒起四方。青衿游户闼，逢掖在轩堂。”诗中的“青衿”、“逢掖”都指青年学子。自此，仙居办学之风日盛，“弦诵之声洋溢”。
创导教育，目的在于以教育感化人心，改变民风，为此陈襄作《劝俗文》，劝导百姓做到父义、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要求百姓“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陵（凌）善、无以富吞贫”。这从今天来讲是以人为本，抓百姓的道德素质教育，抓社会的综合治理，追求社会和谐的治理目标。
陈襄兴学，开创了仙居文化教育的千年大计。仙居唐代时曾出过项斯、孙郃等有全国影响的杰出之士，而自五代之北宋中叶，英华消歇，再无以学业闻名全国的士人出现。在陈襄兴办县学六十多年后，政和五年（），仙居出了两位进士：蒋旦和应灌。蒋旦，字淡然，历任越州通判、承议郎，石炭场监守，为官清廉有节，死后入学宫祭祀。应灌，字仲宣，历任湖南衡州教授、衢州教授。蒋旦与应灌是同乡，都是仙居城南人，从小相好，双双苦读山中，历尽严寒酷暑，矢志不移，却受到乡里同龄人耻笑。
北宋政和五年（）两人同登进士，当初笑他俩的人都羞愧不已，决心仿效，仙居学习风气为之一变，自此仙居人才济济。《康熙仙居县志》收录蒋旦诗《柘川渔火》一首，写的清新空灵：“桃浪流香春雨馀，渔灯深夜出溪湄。半蓬明灭风生处，数点微茫月上时。影落沙汀鸥梦断，光摇芦苇雁栖迟。明朝解缆沧浪外，濯足船头唱竹枝。”这也印证了“百年树人”的老话，以蒋旦、应灌为开端，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后，仙居科举呈现了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的鼎盛景象，元朝短暂停歇后，明朝又再次爆发，宋明两代仙居进士多达百余人，推本溯源，后代士人一致公认，都是发端于陈襄倡导教育之时，居功甚伟。
《康熙仙居县志》记载，陈襄离任之日，仙居百姓“攀车遮道，几不得出境”。一百五十年后，南宋开禧三年（）任台州知府的李兼评价他：“其言皆切于厉俗，而多拳拳责己爱民之意，盖仙居称善治规模昉此（自此开始）。”二百年后，仙居官民开始了对陈襄长达八百年的祠祀。南宋淳祐年间，县令夏嚞在仙居孔庙的庑房内建了第一座古灵祠，宋景炎年间时，这座古灵祠连同孔庙一同毁于战火。
明代正德十一年（），在里人张俭和推官王廷表的推动下，陈古灵祠进行了重建，位置位于南峰山的兴道院内，恰与福应山的朱子祠相对。明隆庆六年，知縣趙善政对古灵祠还有过重修；嘉靖年间，县令邱枏在祠内立下了《宋古灵陈先生教语》，这块石碑仍保留在兴道院内，成为了陈襄对仙居文教事业所作贡献的最好纪念。清代康熙年间，僧人寂用拓宽了古灵祠的规模，并进行了修葺，不过后来倾圮了。陈古灵祠最后一次修建在清同治年间，由县令余丽元主持，将位置挪到了兴道院下的桃花洞口。另外，清代在县城东边关圣庙右侧建遗爱祠，主祭陈襄，也被称作古灵祠。
摄影/王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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